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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萬華大法官:當前民商事審判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上)

2018-7-21 20:39|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四川就民事商事審判工作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與大家一起交換意見。在劉楠副院長的邀請下,這次我回川的主要任務是主持召開民法典分則——合同編編纂工作調研會。同時就民事商事審判工作的熱點難點問 ...

當前人民法院民事商事審判中的

熱點難點問題(上)

最高人民法院杜萬華大法官

 


同志們,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四川就民事商事審判工作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與大家一起交換意見。在劉楠副院長的邀請下,這次我回川的主要任務是主持召開民法典分則——合同編編纂工作調研會。同時就民事商事審判工作的熱點難點問題與大家作一些交流。我很高興能夠利用這個機會把我的一些想法向大家匯報一下。

 

     何為熱點和難點?我認為熱點就是大家關注的焦點,難點就是大家在審判中感到很難處理的問題,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且大家希望能夠統一認識的問題。其實熱點和難點并非相互排斥,有時熱點就是難點,難點也是熱點,二者不好區分。如何認識熱點和難點,哪些是人民法院值得關注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首先要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角度來關注熱點和難點。具體而言,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考慮。可能各級法院的法官在辦案過程中關注更多的是微觀層面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問題都得關注,而且我認為首先應當關注的是宏觀上的熱點和難點。只有關注宏觀上的熱點和難點,微觀中的熱點和難點往往才更容易解決。反之,如果我們只關注微觀問題,而忽視了宏觀問題,那么很可能在處理案件時跑偏。


一、當前民事商事審判中應當關注的十大熱點和難點問題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我梳理了當前民事商事審判中應當關注的十個熱點和難點問題。這十個問題我覺得既和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相關聯,也和審判實踐相關聯。我想把這十個問題交給大家,大家在實踐中可以花時間和精力去探索、思考,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措施。一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破產審判工作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國當前最重大的問題,希望大家予以關注。盡管很多法院目前還沒有開展破產審判工作,但是我覺得這個工作遲早會在全國法院成為熱點和重點。二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的改革問題。我認為這是當前的社會熱點,也是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難點和熱點。三是基層治理背景下人民法庭審判工作的開展問題。我歷來認為人民法庭工作在民事審判工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時在我國的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自古以來有個說法叫“皇權不下鄉”,那么基層如何管理、治理呢?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國家穩定和發展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基層穩固。因此,人民法庭在基層治理中如何開展審判工作,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熱點問題。四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金融審判工作問題。我認為這也是當下的重要問題。長久以來,金融審判工作作為商事審判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開展工作的時候,怎樣把金融審判與其他工作結合起來,尤其是實踐中如何把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理順、如何讓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位是需要從宏觀上考慮的問題。近期中央深改組通過設立了上海金融審判法院。這是基于金融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考量。有很長一段時間,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成為老大難問題。因此這一問題值得思考。五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勞動審判工作問題。這是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同時也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和濟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如何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關系處理好,需要從宏觀上考慮。六是社會綜合治理中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民事商事審判工作的相互銜接問題。這是技術性較強的問題。民事商事審判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如何做好銜接,包括調解、仲裁等與審判的關系如何處理等問題。這涉及到人民法院審判工作機制的問題。七是在改善當前營商環境背景下的物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在當前環境下這也是個重大問題。今天早上,我在四川日報上看到一則消息,是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的規定。我早前已看過內部文件,現在已正式向社會公布。可見法律是推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工具。同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法律的內核、是法律最重要的價值理念。這些規定中專門提到營商環境問題,其中涉及如何開展產權保護,包括物權、知識產權等各類權利的保護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非常重要,因此值得關注。八是在改善當前營商環境背景下市場交易秩序的維護問題。九是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農村土地糾紛、房產糾紛的審理問題。這也是當下很重要的問題。城市的發展不能脫離農村,否則將引發重大社會問題,因此鄉村不能夠完全萎縮。涉及這方面問題的司法審判工作值得深入思考。十是涉及法院的純程序性問題,即在民事訴訟中不同程序和不同審級的同質化問題。我認為就目前而言,這十大問題是法官在民事商事審判工作中應當密切關注的重大問題。如果從宏觀層面把握好了這十大問題,那么司法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都將得到提高。

 

    我在各地調研的時候,常講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的法官和同志,要注意從具體案件中跳出來,不要被具體案件所淹沒,否則難以從宏觀上把握住大局。之所以提出這十個問題,就是讓大家在這個大背景下來思考微觀問題。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的同志要善于跳出個案審判工作,若不能從宏觀、大處著眼,那么案件的質量就不會高。第二句話是最高法院的同志和高級法院的同志,要注意深入基層和案件,不能夠僅僅停留在宏觀上,而是深入到具體案件中。要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處理好。開展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既要注意宏觀,也要注意微觀,將宏觀和微觀有機結合起來。當然不同審級的法院在二者結合上的重點不一樣。基層和中級法院要善于從個案中跳出來,不跳出來就看不到全局,導致“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而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要扎下根去。這樣我們的工作才能開展好。從宏觀上看,我認為這十大熱點、難點問題值得關注。而且這十大問題都不簡單,每個問題內容都很多。今天我只是把這十大問題先拋給大家。這算是我今天要說的第一個大問題,其中就包含我國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應當關注的十大問題。


二、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破產審判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我著重講破產。這也是近幾年我在最高法院所抓的重點工作之一。根據中央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在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黨組的領導下,下大力氣抓好破產審判工作。這將是人民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一個熱點、難點和重點。我簡要講兩個方面的重點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其破產審判工作開展的意義。中央確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針,是在經濟發展中,要在供給一側,向社會、向市場提供合格的產品。因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生產領域所提供的產品出現大量過剩的現象,因此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補”,決定從供給側進行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在生產領域向社會提供市場所需求的產品,而產品由企業來做,因此企業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了較高位置。在此背景下,破產審判工作就成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也將這兩年開展的這項工作向中央做了匯報,中央財經委員會對此非常贊同。大家應該還記得,今年周強院長在最高法院工作報告中總結五年工作的時候,就把破產審判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點來闡述。那么從目前來看,我們開展破產審判工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呢?我認為主要有下面四點:

 

    第一,開展好破產審判工作是補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救治和退出機制短板的重要手段。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國已初步建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卻仍缺一個短板,那就是市場主體的救治和退出機制,而這個機制就要通過我們的破產審判工作來建立。也正因為我們存在這個短板,不少國家對中國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不予認可。中國加入WTO已有十幾年了,但因為破產審判這一塊我們一直是短板,歐美有很多國家就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隨著近兩年我們狠抓破產審判工作,按照世界銀行統計的我們的排位已從82位上升至了53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世界對破產審判制度還是很看重的。因此我們開展此項工作意義重大。也可以這么說,之前我們人生病需要到醫院看病拿藥。那企業生病了怎么辦呢?以前我們就說那你自生自滅吧,但通過開展破產審判工作,就可以救治企業。當然也有些企業救不了,那就讓它通過破產清算退出市場。

 

    第二,破產審判工作對我國當前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我們對二戰以后的科技革命成果并未轉化為生產力,導致了和世界先進國家拉開了差距。但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抓到了機遇,經過4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現在我國的工業門類、產業門類已比較齊全,但高速增長后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大量產業處于產能過剩的狀態,很多企業也瀕臨淘汰。另一方面,目前人工智能、生物制藥、信息產業等新的科技革命已經出現,大量新興科技成果如何轉化為生產力,是擺在整個世界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從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紛紛開始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次特朗普貿易戰的主要目的也是想把資本回收到美國,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中拔得頭籌。總書記在很多講話報告中都說到,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把這一輪科技革命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實現2025年的工業化計劃,更新換代傳統產業,那我們就會落后。那么如何來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呢?我認為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種方式就是新設立型國家投資,通過買地、建廠房然后開始生產;第二種方式是現有企業產業進行調整,比如在國資委主導下的兼并重組;第三種是在市場化導向下不同所有制企業按照市場化要求進行兼并重組;第四種是傳統產業符合破產條件時通過破產重整來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這幾種方式里,最好的就是破產重整。為什么這么說呢?以國家主導的兼并重組為例,兼并和被兼并企業之間對彼此的債權債務情況往往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兼并完后如果冒出了新債務誰來承擔?當然是兼并后的企業。這是一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是被兼并企業的問題并沒有充分暴露,兼并完后問題一個一個冒出來導致企業無法繼續經營。破產重整的好處就是對債權債務有一個申報期限,過后就要切斷,所以戰略投資人對債務是清楚的,他的判斷是在充分了解信息的前提下作出的。第二個好處就是戰略投資人對破產企業的經營情況、產品情況和管理情況是一清二楚的,重整后問題就會很少。第三個好處就是破產重整是建立在府院聯動機制基礎之上的,大量的問題政府都要幫著解決。因此我說破產重整對產業結構調整有著重要作用,可以這么講,在現有經濟結構新常態下,如果我們產業結構調整好了,就為國家的下一輪經濟騰飛做好了準備。

 

    第三,破產審判工作的開展,對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目前經濟新常態下一項重要任務。我們的企業現在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國有企業,一類是非公有制企業。就現狀來看,我們的國有企業離現代企業制度還有距離,原因就是現在很多國有企業行政化、官僚化的特征還很明顯,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的需求。而民營企業則是存在管理混亂,大量是家族企業的情況,老板就是企業,企業就是老板,他不知道老板把錢投進了企業后,這個錢就成為了企業的法人財產。所以常常是企業的錢老板隨便用,我常常講的一個深圳的典型破產案例,企業經營很好,為中興和華為手機配件供貨,市場和技術都沒問題,但財務管理一塌糊涂,家族里誰都可以去企業里拿錢,最后陷入破產。我去這個企業調研時就講,要想把這個企業救活必須要引入現代化企業財務制度。目前我們的法律已經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依據,除了公司法外,民法總則專門規定的法人制度里面,特別是盈利性法人要去建立三套機制,分別是決策機制,相當于股東會,執行機制,包括股東會和高級管理人員,還有就是監督機制。很多人說這些就是公司法的內容啊,為什么要規定在民法總則里?但你要知道民法總則位階很高,不僅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要這么干,其他企業事業單位都要這么做。所以我說破產審判對于我們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個,破產審判工作是完善當前人民法院司法審判機制、從制度上解決執行難的重要措施保障。執行難是困擾法院的一項重要工作,但始終沒有很好解決。我認為破產重整是從制度上解決執行難最好的一個手段,但我們在90年代進行改革的時候,實行立審分離、審監分離、審執分離,所以我們建立的現行人民法院審判工作機制就是立案、審判、執行。我們認為根據這個機制人民法院的案子就可以解決了,但后來發現不行。很多案子到了執行環節由于被執行人沒有執行能力,案結事不了,大量案子在人民法院積壓。雖然在制度上我們搞了一個終結本次執行,但屬于內部管理規定,沒有從根上解決問題,這就需要執行轉破產。如果破產制度建立起來,執行轉到了破產領域,如果企業可以被救活,那債權人的利益就可以實現了,國家的稅收也可以繼續拿。如果不能救活就進入破產清算,也可以把執行的問題解決掉。所以破產是解決執行難的一個重要保障,但目前很多地方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只注重判決裁定后要通過執行來實現。其實這個實現有兩種方式,一是整體上實現,一是對個別債權人實現。相較而言,整體實現帶來的社會效果會更好。例如,一個企業有十個債權人,但企業財產只夠清償兩個債權人。如果完全走執行程序,那有八個債權人利益無法保護。企業清償這兩個債權人后,職工問題也無法解決。如果把企業引入到破產制度并重整成功,債權人、職工和國家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護。因此,破產審判工作是從制度上解決執行難問題的重要保障。那么我們如何開展這項工作呢?我這里想講六句話。

 

    第一句是要開展好破產審判工作應當抓好破產審判機構和破產審判隊伍建設,這是一個關鍵。對此我們是有歷史教訓的。以前在我們行政化破產的時候,朱镕基搞國有企業改革抓破產,那時候破產審判工作搞得還是不錯的,但這項工作我們把它放在了經濟庭,就是后來的民二庭,沒有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庭,也就沒有專業的破產審判隊伍。這也導致2007年制定破產法時,我們的破產審判工作就搞不起來。最后我們去調研時,很多人就說破產不好搞,政府不配合,還有就是不知怎么來進行績效考核。所以一直以來我們的破產案件數量很少,全國一年下來也就千把件。近兩年我們抓了這方面的工作,機構建設和隊伍建設有了長足進步,剛開始全國只有五個破產審判庭,現在應該有一百多個,不過這個數量仍然不夠。

 

    第二句是要抓好破產審判工作必須要解決破產管理人制度對破產審判工作的制約,不突破這個瓶頸,我們的工作很難開展。因為在破產審判工作中,破產管理人居于核心地位,債權人、債務人、戰略投資人和股東都要圍著破產管理人來轉,他的工作質量好,我們的破產審判工作質量就好。目前我們的破產管理人實行的是搖號制度,這些破產管理人對破產審判工作不熟悉,需要法官慢慢教,但到了下一個案子,搖來的破產管理人又是新的,這明顯是不合適的。因此要建立一支專業化的破產管理人隊伍,要規范化。

 

    第三句話是抓好破產審判工作要以破產重整為中心。我們知道對破產審判來說有三個制度,分別是破產和解、破產重整和破產清算,從破產制度的發展來看,最先出現的是破產清算制度,因為破產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救濟性制度,是公平清償債務的制度,是對債務人進行豁免的制度。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發現有些企業他本來是有市場的,無非就是流動性差一點,如果債權人和債務人能夠達成一致或者另外給他貸一筆款,他就好了,于是就出現了破產和解制度。以后的發展還發現這個企業雖然產品已經不能適應市場,但如果有投資人進來,對他的產品結構、管理制度進行整頓,企業還可以活下去,這就出現了破產重整。就現代企業破產制度來講,破產重整是重心。以前我們讀小說經常看到很多企業家在企業破產后不是上吊就是跳樓,現在西方國家基本看不到這種現象,原因就是很多情況下他都是通過破產重整來解決了。所以我們在抓破產審判工作時一定要以市場化為導向抓好破產重整工作。近幾年來我們四川的破產重整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就四川來講,成功破產重整的企業也有很多,比如德陽二重破產重整案。另外我昨天才去瀘天化進行調研,目前他們的破產重整進行的很順利,如果可以成功,對瀘州市當地經濟影響還是很大的,如果進入了破產清算,則對當地是一個沉重打擊。再比如目前成效顯著的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這家企業是當年洋務運動時期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是百年老店,歷史悠久,但這十幾年來年年虧損,共計有近400個億。在我們兩次重整談判后破產重整成功了,大概三四個月的時間就盈利3個億,ST的帽子也摘下來了。但破產重整作為重心也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很多地方搞破產重整純粹是賬面重整,只是把負債減下來,讓凈資產大于負債,我當時就說這是不行的,破產重整要成功要抓住幾點,第一要找清破產企業的病因,不然搞假重整,新投入的錢還會陷入到困境中,問題就更大了;第二要根據病因有針對性地制定破產重整計劃,特別是盈利計劃,讓債權人看到曙光,這樣成功率才會高。我們經常講,你讓債權人讓步,就要讓人家覺得利益有保護。這次重鋼也好,瀘天化也好,我們都是這么做的,一定要有盈利的亮點。

 

    第四句話是要抓好破產審判工作,破產審判工作機制是要害,要建立四個基本工作機制。一是以市場化為導向建立破產企業識別機制。要識別出哪些是破產和解的,哪些是破產重整的,具體我就不細講了。二是法院與政府溝通協調聯動機制。部分法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但還要從個案協調中不斷總結經驗,建立常態化、制度化的協調機制。三是上下協調各方聯動的信息溝通機制。最高人民法院開通了“一網兩平臺”,即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及其相應的法官工作平臺、破產管理人工作平臺。下一步,我們要不斷完善、推廣應用“一網兩平臺”,提高破產審判工作效率,幫助破產企業充分實現破產資產價值。四是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協調平衡機制。破產審判中,要做好債權人、債權務人股東、戰略投資人、職工等各方當事人利益的協調平衡,保護各方當事人和法權益。

 

    第五句話是抓好破產審判工作,執轉破是動力。目前看來,我們破產案件的審理首先要解決的是案源的問題,所以我們只有通過執轉破來推動整個破產審判工作的運轉。這樣,既部分解決了執行難問題,又解決了破產案件案源不足的問題,可謂“一箭雙雕”。

 

    第六句話是抓好破產審判工作,信息化建設是保障。這個信息化主要解決的是破產企業與戰略投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如果想破產重整成功,必須讓戰略投資人了解你的企業,他才敢投資。去年抓破產的時候我們最高法院就建立了一個全國破產企業重整網,這是個一網兩平臺,我們就是要把破產企業的一些信息放在互聯網上公布,來吸引戰略投資人。兩個平臺其中一個是法官辦案平臺,破產案件的辦理也要用公開促公正。這個平臺涵蓋范圍很廣,從破產法院的受理到案件的處理,從基層法院到最高法院。但這是內部網,不在互聯網上公開。另外一個平臺就是破產管理人平臺,這個平臺對外公開的。目的是充分實現破產財產的價值,更好地保護企業的利益。

 

    所以概括來說,抓好破產審判工作就是六句話:抓好破產審判工作,破產審判機構和破產審判隊伍建設是關鍵;抓好破產審判工作,就要突破破產管理人制度的瓶頸;抓好破產審判工作,破產重整是重心;抓好破產審判工作,破產審判機制的建立是要害;抓好破產審判工作,執行轉破產是動力;抓好破產審判工作,信息化建設是保障。


三、關于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問題

 

     昨天我在瀘州開了個座談會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調研,從了解的情況看,應該說該項工作在四川已經推開,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雖然有些地方成果大一些,有些地方小一些,但都有了較好的開端。當然也會有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改革推進中的問題,以后我們會逐漸解決。關于該項工作的意義我就不多說了,只把其中主要的東西重申一下。

 

    第一是改革的目的,最高法院黨組在研究中明確了我們開展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維護婚姻家庭的穩定,依法保護未成年人、婦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社會和諧建設。首先,為什么要維護婚姻家庭的穩定?通過我們調研發現,從當前全國來講,婚姻家庭的穩定性已經受到了威脅,甚至有些地方離婚數量要高于結婚的數量,離婚率已經非常高。當然這里會有人說公民有婚姻自由,離婚率高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我不這樣看。從整個社會宏觀上看,如果一旦出現離婚數量大于結婚數量,婚姻家庭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那么社會的細胞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社會運轉出現一系列的問題。我們現在離婚率高產生的原因就是家庭成員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是模糊的,很多人不知道父親、母親、丈夫、妻子、子女應該扮演一種什么樣的社會角色。例如,婚姻自由權公民均應擁有,但你在行使這個權利時不能損害其他家庭成員的合法權益。你為了婚姻自由不能不管孩子,有些離婚的時候把孩子弄到法庭,男方女方均不管,交人給法庭。我曾跟很多地方說過,遇到這種情況是不能判離婚的,你連孩子、老人的問題都沒有處理好,又怎么來行使你的婚姻自由權?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把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目標首先確定為維護婚姻家庭穩定,但這也并不是說不能離婚,如果婚姻死亡了,當然應該離。但如果僅僅是一種危機,我們就要拯救,至少從目前來講,大量的離婚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不理性離婚。其次,改革的目的是要依法維護未成年人、婦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這其中要把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放在首位,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最后還有一個改革目的是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目前來看我們各級法院在這一點上做的還是不錯的。

 

    第二是要明確家事審判改革的方式,我們家事審判的職能要通過改革予以明確。以前的我們的家事審判中,注重的是司法裁判,這個是對的。但同時我們還要明確另外一個人民法院的職能,那就是挽救危機婚姻。以前說這個不是法院的工作,但我認為恰恰相反,人民法院在這一方面應該勇于擔當,把挽救婚姻作為人民法院的一項審判職能,并通過改革予以明確。

 

    第三是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內容。這個改革要改三個方面,其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通過這一機制的建立完善來挽救婚姻、挽救家庭,當然這就要求動員全社會各界的力量,最高法院也在去年7月份跟15個國家部委簽署了協議來推動這項工作;其二是對家事特別訴訟程序進行探索,要改變目前用審理財產類案件的方式和方法來審理婚姻家庭案件,要探索家事案件審理的方式,這個我們最高法院拿了一個指導意見供大家參考;其三是要建立以法官為核心的家事審判機構和家事審判隊伍。

 

    除了這三項內容,還有個問題我需要強調一下。對于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今后是繼續推進還是停止,我這里需要明確一下。為什么要講這個,我們在2016年5月11日最高法院召開視頻會議,沈德詠常務副院長作了講話說這項改革為期兩年,今天是5月9日了,還差兩天就滿兩年了。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家事審判改革已滿兩年是要收關了,那收關后是繼續推進還是不搞了,這個地方必須要明確。目前來看,十九大以后,我們的家事審判改革不是到此為止,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而是要人不下鞍,繼續奮斗。

 

    那么繼續搞改革是要往哪個方向呢?我認為還是那么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昨天我了解情況的時候有的同志也談到,法院一家要帶領社會那么多人很難做。根據目前我掌握的情況,要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要加強黨的領導,例如,山東武城縣法院,就是縣委成立家事審判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是縣委副書記來兼任的,各個部門加入作為辦公室成員。有些地方則是政法委牽頭,家事審判方式改革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黨委會非常重視,關鍵是我們法院要在這里面做好促進作用。第二個方面就是特別訴訟程序的探索,目前來講我認為還需加大力度。好多試點單位說法律依據不足,但試點就是因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才叫做試點,如果都成熟了就不能稱之為試點。審判機構和審判隊伍職業化問題也是這樣,都需要進一步加強。同時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放在一個重要位置,我們的調解、我們的審判都要吸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么這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來源,實際上有這么幾個,一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二是世界各國優秀法律文化,三是現代社會需求所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

 

載自: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司法評論”微信公眾號

杜萬華大法官在四川法院系統授課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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