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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的中國人:底層賭命,中產賭財,富豪賭國

2018-7-15 15:02|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黑馬奔騰,冷門頻出,長期被中國股民霸占的天臺,驚喜地發現爬上來了一群中國球迷。

作者:戴老板

來源:飯統戴老板


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黑馬奔騰,冷門頻出,長期被中國股民霸占的天臺,驚喜地發現爬上來了一群中國球迷。

 

作為全球第一個備戰2018年世界杯的國家,我們順利地把除國家隊以外的幾乎所有中國制造,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羅斯。沒法給自家隊伍吶喊助威的中國球迷,在喝酒擼串之余,都免不了買上兩三注,小賭怡情一把。據說,本屆世界杯有超過2000億美金流入博彩市場,而每100個下注者中,有27個是中國人。

 

對于這種閑來玩兩把的場子,中國人似乎總嫌不夠多。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杯,頂多也就幾百萬人在里面小賭怡情;每周開盤五天的股市,則有幾千萬人炒得流連忘返;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將,更是有上億人無論日夜寒暑玩的樂此不疲。無怪乎胡適目睹國民瘋狂搓麻,在1930年撰寫《麻將》一文批判道: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哪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夜的嗎?

 

胡適雖然對麻將口誅筆伐,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資深雀友,他的鄉下太太江東秀更是麻將高手,幾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幫太太小姐,從上海搓到北京,從北京搓到臺北,一度靠賭資貼補家用。胡適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許多,牌桌上卻盡是鴻儒大家,如徐志摩、梁實秋、潘光旦、羅隆基等人。

 

徐志摩的牌技要遠勝于胡適,打起麻將來行云流水,來去如飛,經常殺的胡適片甲不留。不僅如此,他還在牌桌上總結出一套男女關系理論:“男女之間最規矩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因此對交際花老婆陸小曼,徐志摩提出了別出心裁的要求:跟別的男人一起抽大煙可以,打麻將絕對不行。

 

不過胡適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如果要組一個麻將代表團,是萬萬搓不贏隔壁清華的。

 

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打起麻將比北大校長胡適生猛許多。他日記里常出現“飯后看竹”等字樣,其實就是飯后打麻將。梅校長畢生清廉節儉,但在麻將桌前卻豪邁隨性,在1956-57年籌建新竹清華期間,他忙里偷閑打了85場麻將,每周都要上陣,其中贏25次、輸46次、平盤14次,共輸掉1650元,而當年臺北的一碗陽春面也才不過賣一元錢。

 

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在雀友屆也不遑多讓。1919年,梁啟超參加完巴黎和會之后回國,朋友過來請他演講世界局勢和列強動態,梁啟超卻表示:“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朋友大惑不解,梁啟超解釋道,所謂四人功課就是搓麻,眾皆愕然。

 

而梁啟超在清華做國學導師時,有一句名言更是滿校皆知:“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此處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將)。”據說梁啟超很多驚世雄文,都是在麻將桌上口述而就。相比之下,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給自己定下的“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的戒律,則顯得拘謹許多。

 

大師濟濟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更是雀友屆重鎮,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浦江清等大教授,皆是麻將的擁躉。即使在西南聯大艱苦歲月里,中文系的一眾教授們,也經常趁著春節中秋的難得閑暇,去聞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國難期間,研習“國粹”也是救國。

 

國粹并非小布爾喬亞式知識分子們的獨愛,無產階級革命者也時常拿來消遣。主席曾說過: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一是中醫,二是紅樓夢,三就是麻將。在延安時,他就經常跟葉劍英及他的政治秘書師哲等人一起打麻將[4]。而總設計師在1989年退休后,也經常安排在周三周六周日打橋牌,周二周四周五搓麻將[5]。

 

甚至連歐美日等國,也被中國麻將席卷。早在1920年代,136張麻將牌,就披著東方神秘主義色彩,越過《排華法案》的封鎖攻占了美國全境。1923年,大約有1500萬美國人在玩麻將,中國留學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將混飯吃,全美麻將年銷量高達150萬副,來自中國原裝進口的骨牌更是被搶購一空。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邁阿密,1924年

 

不過歐美的麻將熱潮,一陣風刮過后就逐漸消停,唯有中國,從清末民初麻將誕生以來,國民的搓麻熱情就一直高漲如虹。從巴蜀到中原,從關外到江南,投機欲向來滿格的中國人民,在麻將桌上謀略攻伐,算計角力,甚至連地震、水災、冰雪、臺風都阻擋不住全國人民大戰四方的熱情。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鄭州,2014年

 

因此,假如胡適穿越到現代中國,看到十億人民九億麻,詰問中國人為何在四方陣里浪費如此多的光陰時,一定會有人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十字箴言:

 

麻將恒久遠,幺雞永流傳。

 


北京的大學教授們在麻將桌前玩“推摸碰和”的小賭,上海的流氓賭棍們,正在忙著運作財源滾滾的大賭。

 

賭博在中國大陸的歷史巔峰,就是民國時期的上海。在封建社會全面解體,外來文化猛烈沖擊的年代,社會道德沒有了以前的約束,賭博狂潮愈演愈烈,而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的上海灘,就是賭博滋孽的集中地,這里中西賭場鱗次櫛比,土洋賭法琳瑯滿目,光是傳統的賭法,就有:

 

麻將、牌九、紙牌、花會、鋪票、山票、番攤、白鴿、牛欄、頂牛、十位、天九、打雞、趕羊、三軍、侯王、柑票、肉票、啤票、詩韻、通寶、斗雞、斗狗、斗雀、升官圖、狀元籌、十點半、十三張、十五糊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跑馬、賽狗、輪盤賭、老虎機等新式賭具,也源源不斷涌入上海。幫會流氓,洋行富商,官僚權貴,都在上海灘經營著各類賭窟會館,數量多達1500家。這里面自然少不了上海灘“三大亨”的場子,他們開設的福煦路181號賭場,就是當年中國乃至遠東最大的賭場。

 

福煦路181號賭場占地60余畝,主要建筑是一幢3層面積巨大的花園洋房,前門是法租界,后門是公共租界。1927年四一二清黨后,幫會勢力變成上海灘實質性的統治者,勢力最大的青幫乘機開辦了這家大賭場,張嘯林為董事長,黃金榮、杜月笙等為董事,1931年正式開賭,一時車水馬龍,賭客云集。

 

賭場一樓是富麗堂皇的大堂,設有大型輪盤賭臺8張,每張賭臺光服務人員就有12名;二樓分隔出大小賭室數十間,每間玩法都不同;三樓是休息娛樂會所,備有美酒佳肴,雪茄鴉片,曼妙女郎,一律免費,光鴉片煙泡,每日都要吸掉1500個以上,賭場更是有“四白”原則:白吃、白飲、白吸、白坐,儼然是用免費引流,用骰子變現。

 

人性被研究到了極致,不怕你不來。軍政要員,土豪富紳,名流闊太,對181號趨之若鶩,而上海灘首富盛宣懷家的公子小姐,更是每日必到,每到必賭,每賭必輸。

 

盛家的龐大家業迅速敗光,就是拜賭博所賜。盛宣懷的四子盛恩頤,曾經一把牌把北京路黃河路弄堂里的一百多幢房子,整個兒輸給了“民國四公子”之一的盧筱嘉。而另外一位公子張學良,也是賭場常客,不過他首次光顧181號,卻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期間被捆在床上一個月,強制戒掉毒癮,過程慘烈無比。

 

在國民政府和租界當局的默許下,賭場日進斗金。租界當局一直依靠賭稅,維持修路建橋、建筑維護、巡邏治安等市政開銷,一個法租界巡捕房,每個月就能從轄區內賭場抽成5000大洋。相比之下,全球著名的賭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1930年賭博收入525萬美元,僅是上海同期賭博營業總額的28%。

 

在上海以外更廣闊的中國,賭博泛濫的程度觸目驚心。中國歷朝歷代都對底層的賭博行為嚴加管束,尤其是宋元明清時期,但鴉片戰爭后,張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張“馳賭博之禁,開征賭捐”,將賭稅變成籌措賠款的重要方式,加上法制松弛,倫理漸喪,賭博在華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勢,全國僅所謂彩票公司,就多達200多家。

 

1900年1月,到任兩廣總督不到10天的李鴻章,就全面放開了廣東的賭博行業,用來籌集政府經費。先是規定“闈姓”承包公司每年交賭餉200萬兩,又以籌集海防經費的名義,規定“番攤”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賭餉200萬兩(闈姓和番攤均為晚清賭博玩法),后來山票、鋪票、白鴿票等項目也被政府以特許經營的方式承包了出去。

 

200萬兩是什么概念呢,老佛爺以海防捐的名義,籌錢修頤和園,被后人罵了一百多年,總共不過200多萬兩。在賭禁放開的廣東,這不過是一個賭博項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費而已,可見中國人底層百姓好賭到了何種程度。很快,各省紛紛效仿改革弄潮兒廣東省的經驗,以“奉旨開賭”為名目,逐漸將賭博公開化和合法化。

 

到了民國時期,雖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賭,但各省根本不想管,甚至親自下場,借著救濟、國防、惠民等名義開設所謂“彩票公司”,拿到承包權的權貴們大肆斂財,甚至連妓院行業協會也發行彩票,中頭彩者可以娶當紅頭牌為妻。高峰時,武漢一條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密度僅次于很多年后的房產中介連鎖。

 

晚清民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朝廷親自下海開盤口,老百姓肯定蜂擁而至,攔都攔不住,這種寶貴經驗,還能管用很多年。

 


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煙正濃,無論是喜歡麻將怡情的教授們,還是經營賭場發財的流氓們,都發現自己必須要面對一場歷史大賭。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周年慶,此時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隊圍的水泄不通。在校慶紀念會上,校長胡適發表講話,此時城外響起激烈的炮聲,胡適面色不改,將簡短的發言作完,便匆匆趕赴南苑機場,與陳寅恪等一同飛往南京。目睹此番場景的季羨林,做了幾句詩:“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

 

其實挽留和爭取胡適的人,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例如他的得意門生吳晗,曾經數次登門拜訪,懇求胡適留下;北大哲學系教授鄭昕,是胡適的同鄉和密友,受地下黨所托多次挽留胡適;而胡適夫婦的小兒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親上飛機,胡適只能給他留下一箱財物,父子從此訣別。

 

15日傍晚六點半,胡適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蔣經國傅斯年等人接機。兩天后,肖勁光的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攻占了南苑機場,傅作義的部隊在東單緊急修了一條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載有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飛機,從這條狹窄松軟的臨時跑道上起飛,駛往南京。

 

據季羨林先生回憶,胡適撤離北平后,懇請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飛機,點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幾位老朋友。飛機穿過炮火連天的半個中國返回南京,在機場恭候的胡適滿懷希望地要同老友會面,然而機艙門打開后,幾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胡適當場大哭[6]。

 

12月28號,南京派來接知識分子的最后一架飛機駛離北平。揮別故土的,拒絕離去的,都已經完成了對各自命運的押注,買定離手,等待他們的是時間的答案。

 

南方上海灘的大亨們,抉擇的時間要稍晚一些。杜月笙決意奔赴香港,而與他合開181號賭場的黃金榮,不愿以八旬高齡流寓海外,選擇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辭別黃金榮后,杜月笙舉家登上了擁擠的寶樹云號客輪,順著黃浦江,駛出吳淞口,26天之后,陳毅的三野九兵團攻入上海市區,夜間睡滿了南京路。

 

《羅曼蒂克消亡史》結尾,削瘦的陸先生離開上海,在香港海關入境處,緩緩地摘下了自己的氈帽:一個時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適于1962年在臺灣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兒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殺,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們的命運:在胡適梅貽琦離開后,以副軍代表身份接管清華北大的吳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終結,死前頭發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兒也相繼隨他西去。

 

在吳晗去世的同一個月,曾經與胡適一起離京的陳寅恪先生(后來選擇留在廣州嶺南大學),在遭盡折磨后溘然長逝,臨終遺言“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絕登上南下飛機的學生兼同事饒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楊振寧、李政道老師的老師),則在1968年懸梁了斷余生。

 

同樣婉拒胡適邀請,堅決不飛南京的,還有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這位與王國維齊名的國寶級史學家,在1949年5月發表了《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信中指責胡適“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規勸他“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1966年后,陳垣雖然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但在周總理的保護下得以善終。

 

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選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選擇留陸,13位選擇赴美,9位選擇赴臺,他們的結局往往迥異。

 

麻將牌技很差的胡適,在這次以命運做賭注的選擇中,并沒有多少猶豫。1918年,他在北大圖書館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1920年,他與其他三位教授,為北大同事、也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登報募捐葬禮費用;1948年,他在周圍一片挽留聲中,毫不回頭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飛機。

 

時代大潮面前,能獨善其身的始終是少數,絕大多數人,無論是鴻儒大家還是販夫走卒,命運都如風吹飄絮,雨打浮萍。

 

這種對命運浮沉的無力感,又恰巧能夠回答類似胡適在1930年《麻將》一文中里的這類疑問:為何中國人荒時廢日地熱衷麻將?為何表面中庸的中國人骨子卻好賭成性?

 

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是歌舞升平的昌隆盛世,還是江山飄搖的混亂年代,中國人都很難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內有禮教約束,外有君王威嚴,朝堂的一紙敕令,犧牲掉就是百萬、千萬甚至一整代人。這種命運不由己的恐慌,無處釋放時便是焦慮,有處釋放時便是賭性。

 

在麻將桌前,中國人往往能體會到別樣的感覺:隨心所欲的解脫,把握命運的自由,較智伐謀的過程,大殺三方的快感。被儒家法家壓抑的個性,在牌桌前可以汪洋恣肆。現實中恐怕只有萬萬人之上的那位才能享此待遇,難怪李敖總結道:“也許正因為中國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將才那么盛行。[1]”

 

但這種虛假的快感,帶來的卻是無窮的災難。全天下的賭博都是十賭九輸,輕者傷財銷金,重者傾家蕩產。1949年后,大陸以高強度的經濟和社會管控手段,將民間的賭博沉珂盡數鏟除,甚至連麻將都銷聲匿跡。改開后雖然娛樂消遣被重新解禁,但對賭博的查禁卻從未放松。

 

這并沒有阻擋住好賭的中國人,善于取巧的他們,把一切可以下注的地方,都改造成了能發財的場子。

 

 

上海解放后,位于福煦路181號的大賭場早改頭換面,門口的這條以協約國元帥命名的馬路,被這座城市的新主人改成了充滿革命色彩的延安中路,而這座曾經可以白吃白喝白吸的花園洋樓,也變成一家人均消費五百的本幫菜館,茶水收費,停車要錢。

 

沿著門口車流如梭的延安中路向東駛去,不久便可抵達黃浦江畔,在對岸陸家嘴恢宏的建筑群中,一棟外面是銀白色的鋼筋骨架、中間卻是四方鏤空的大廈依稀可辨。有人說這棟建筑像凱旋門,但更多人覺得它像一枚被網兜套住的方形銅錢,這便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舊場子關了,新場子出門右轉6公里,公交半小時,駕車一刻鐘。

 

大陸在1949-1978年期間,大賭小賭都幾乎完全銷聲匿跡。但那種“命不由己”的恐慌,卻并沒有削減絲毫半分,反而在建國后一場場的運動中,進一步浸透中國人的靈魂與骨血之中。工農業剪刀差下的農民,十年浩劫里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里的知青,國企改革中的下崗工人,他們感觸最深。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骨子里的賭性,一旦宣泄,便是噴涌的火山。精明的友鄰嗅到了這股澎湃的賭欲,朝鮮的羅先市、緬甸的邁扎央,韓國的濟州島,俄羅斯的阿穆爾,圍著中國開了一溜兒賭場,甚至有媒體戲稱“賭場圍剿中國”。而近水樓臺的澳門,2017年的博彩收入已經接近拉斯維加斯的5倍(332億美元 vs. 71億美元)。

 

 

但是出境畢竟繁瑣,尋找到市井平民也能參與的玩法,才是群眾們的當務之急。早在民國時代,流氓賭棍們在設計一種新式賭博方法時,就總結出一套經驗,即就是好的賭法,通常必須具備四個特點:

 

一是賭注門檻不高,普通人也能上車,能夠借錢加杠桿更好;二是玩法簡單易懂,但又透著專業性,好讓賭徒覺得通過鉆研,就可以戰勝莊家和其他賭客;三是要有造富效應,派彩的賠數高,讓窮人有一夕致富的希望;四是表面上要非常公平,賭客輸了只怪自己運氣不好或技不如人,下次照來不誤。

 

用這套方法論來設計賭場,在當前已經是不可能了,但聰明的中國人民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滿足這四個特點的場子,都變成了賭場。

 

在股市,他們把用來給實體企業融資的交易所,變成了全球散戶最多、換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在樓市,他們跟央行對賭貨幣政策,在一輪輪調控中把戰火從北上廣燒到全國;在幣圈,他們創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種山寨幣空氣幣傳銷幣數不勝數。

 

圍觀的群眾,不會詰難這些發財或失意的賭徒,只會問:下次能否帶上我?

 

中國人這些年篤信的一句話,叫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命”既然無法自己掌控,那就得靠“運”讓自己翻身看,至于積德和讀書這兩個選項,只能暫時靠邊站。當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小時,孤注一擲試一試運氣,就成了全民的精神寄托。

 

王首富曾說過:富貴險中求,清華北大都不如膽子大。這些年咸魚翻身的所有姿勢,都在這句話里。

 

 

2018年6月,來自湖南農村的證券經紀人彭云,因為炒股虧損欠債40萬,選擇在深圳的一間出租屋里燒炭自殺,年僅29歲;一個月后,一位身價比彭云高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年人,在風景秀麗的法國,面對一堵矮墻沒收住腳,“意外跌落,重傷身亡”。

 

十賭九輸,古人誠不我欺,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賭輸了都得一鍵清零。

 

筆者以前曾寫過一句話:“賭國運成功的人,有曾被虧待過嗎?”但這句話沒有談到的,是那些賭國運不成功的人。對那些首富大鱷們來說,眼前那堵矮矮的墻,似乎可以賭一把輕易地跳上去,來欣賞到別人見識不到的美景,但如果沒控制好力度和姿勢,迎接他們的就是墻那頭的萬丈深淵。

 

而對于整日焦慮的中產來說,他們炒股炒房炒p2p,看起來是賭博,本質上卻是絕望。他們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那輛時代的列車已經拉響汽笛,車輪開始緩緩滾動,自己卻連一個站票都沒買到,如果不瘋狂抓住一切機會奮力一躍,又能如何?

 

1992年8月,120萬人拿著370萬張身份證涌入深圳,瘋搶新股認購證;1993年2月,瘋狂的炒家涌入海南炒房炒地,600多萬人口的海南省一度有2萬家地產公司;2007年8月,追趕牛市的人群在券商營業部前排起了長隊,而在幾年之后,他們又把隊伍轉移到了售樓處和民政局前。

 

這一幕幕的瘋狂和絕望,拼出了國人賭性所滋養出的全部圖景:底層賭命,中產賭財,富豪賭國。中國投機史里所有的崛起與毀滅,都在這十二個字中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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