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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函的侵權風險防范

2018-7-13 16:15|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在經濟活動中,為了確認或者維護己方的合法權益,向爭議相對人或者利益相關方發送律師函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律師函具有催告、警告、宣示、詢問、協商等的功能,很多時候律師函能夠起到應有的預期效果。但是,因為 ...

 

律師函的侵權風險防范

 

作者:陳紅振

 

在經濟活動中,為了確認或者維護己方的合法權益,向爭議相對人或者利益相關方發送律師函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律師函具有催告、警告、宣示、詢問、協商等的功能,很多時候律師函能夠起到應有的預期效果。但是,因為律師函內容或者發送的不當,爭議相對人要求委托人或者律師事務所承擔侵權責任的案例并不鮮見。

 

一、律師函的性質

 

在成都高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字第939號姜業福與國浩律師事務所名譽權糾紛一審一案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

 

律師函又稱律師信,是指律師接受客戶的委托就有關事實或法律問題進行披露、評價,進而提出要求以達到一定效果而制作、發送的專業法律文書。律師函主要表達當事人對事件的某種看法,并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隱含一種“我已通知律師,準備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意思。

 

律師函作為一種法律文書,在撰寫的過程中,律師通常根據委托人提供的資料對某一事實進行法律評價和風險估計,其目的在于以法律尺度和律師的判斷,對發送對象曉之以法律事實,動之以利弊得失,讓發送對象得出自己的“法律評價”。

 

在律師函實現效果的過程中,實質上是律師事務所接受委托人的委托,特指派律師向第三人作出特定的行為。律師事務所因與委托人內部的委托關系而具有代理的義務,律師作為律師事務所的一員,其依法作出的行為就是律師事務所的行為。此時,律師在委托人的代理權限內,向第三人出具律師函,該律師函所帶來的法律效果則直接適用于委托人。

 

二、律師的謹慎核查義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2012)第28條第7項的規定,“解答有關法律的詢問、代寫訴訟文書和有關法律事務的其他文書”的業務是律師可以從事的業務。因此,律師根據委托人提供的資料,從事律師函的撰寫,是法律許可的執業行為。

 

《律師執業管理辦法》(2016)第32條 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保證其所出具意見的真實性、合法性。律師提供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并符合法律咨詢規則和法律文書體例、格式的要求。

 

律師在從事律師函業務的過程中,負有謹慎核查的義務。由于律師函是委托人和糾紛爭議相對人初步性的溝通,委托人陳述的事實很多時候未經證實,并且無法避免部分陳述是主觀臆測、無中生有的。在此種情況下,律師函一旦發送出去,律師事務所就面臨著侵害爭議相對人名譽權的可能性。而衡量民事主體的名譽權是否受到侵害,應當從侵權行為的四個構成要件,即侵害行為、損害后果、侵害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加害人的過錯來進行判斷。而侵權行為、加害人過錯、因果關系的判定都繞不開對律師函內容的判定,而對律師函內容的判定都繞不開對律師謹慎核查義務的判定。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根據律師函發送的對象不同,律師承擔的謹慎核查義務也會有所不同。

 

(一)向委托人的爭議相對人發送

 

廣東智宸律師事務所接受程先生委托,向王萬均發送律師函索要30余萬元的工程分配欠款。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7)粵06民終4802號王萬均與廣東智宸律師事務所名譽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認為:

 

    廣東智宸律師事務所在律師函中陳述的事實僅系對他人所陳述事實的轉述,并非其個人無端的直接評價,而且律所是通過郵寄的方式發送給王萬均個人的,并非主動將其公之于眾,至于律師函的內容被他人知曉,與律所無關,因此廣東智宸律師事務所的行為不構成對王萬均名譽權的侵害。

 

律師在撰寫律師函的時候,所根據的是委托人從自身認識角度對他人構成侵權的初步判斷,發送律師函是在行使委托人正當的權利。如果要求律師函依據的事實只有得到司法的最終侵權判定方可認定為合適的話,顯然對委托人和律師責之過苛,也會使律師函這一爭議解決機制形同虛設,增加當事人爭議解決成本,降低了爭議的解決效率。

 

因此,在律師函僅僅發送給爭議相對人的情況下,法律并不苛求律師負有過多的謹慎義務,委托人和律師皆不需要有確然性的證據。此時,律師函發揮的最大作用是一種交涉功能,并且是委托人和爭議相對人單方面的交涉,它不會給爭議相對人帶來除律師函之外的外部性風險。筆者認為,此時法律傾向于保護的是委托人糾紛化解的嘗試,而且這優先于爭議相對人內心認同感的受挫。

 

(二)向爭議相對人的利害關系人發送

 

湖北長久律師事務所根據委托人的委托向曹建榮所在公司的多家貸款銀行發送律師函,并在律師函中引用委托人的合理懷疑“安達公司無貸款需求,曹建榮為償還個人債務,濫用控股股東地位,假借安達公司名義貸款”,導致安達公司無法向該等銀行貸款成功。襄陽市樊城區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606民初403號曹建榮與湖北長久律師事務所名譽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認為:


    湖北長久律師事務所發送律師函的行為不構成對曹建榮名譽權的侵害。但是,湖北長久律師事務所沒有嚴格按照《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的規定,滿足其所出具意見的真實性要求。在對安達公司的經營狀況及是否需要貸款沒有確鑿證據證實的情況下,在律師函中引用其委托人認為的“安達公司是一家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現無貸款需求”的行為不妥,故對曹建榮要求湖北長久律師事務所立即收回發放給襄陽各家銀行的律師函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

 

此案中,律師事務所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在律師函中轉述委托人的判斷,雖然不構成對爭議相對人名譽權的侵犯,卻要承擔收回發出的律師函的責任。

 

通過將此案與王萬均和廣東智宸律師事務所名譽權糾紛案對比可知,如果律師僅僅向爭議相對方發送律師函,律師的謹慎核查義務相對較低,律師可以憑著委托人的陳述作為律師函的內容,當然這種低謹慎核查義務并不代表律師在明知或者可得而知委托人主觀上僅僅為了侵害相對人的情況下,依然接受委托進行律師函的撰寫。

 

而當律師接受委托,向爭議相對人的利害關系人為對象撰寫并發送律師函時,法律對代理律師的謹慎核查義務要求更高,因為爭議相對人的利害關系人對律師函題述的事宜會更加謹慎,他們對爭議事項的了解更少,對糾紛的判斷能力更弱,為了對風險的規避,他們更容易受律師函意見的影響,從而做出對爭議相對人不利的行為。在委托人權利保護的不確定性和爭議相對人利益的平衡,此時法律傾向于要求律師承擔更大的責任,對其提出更嚴苛的要求。

 

因此,筆者認為,在向糾紛爭議相對人的利害關系人撰寫和發送律師函時,除了需要對律師函中的用語注意外,律師更要對爭議事項進行謹慎核查,爭議事實要有基本的證據進行佐證,以達到較高程度的確定性。但是,筆者認為此種確定性絕不是可以進行司法侵權判定的程度,這種確定性應該達到一個正常法律人可以認同的程度。

 

(三)向不特定多數人發送

 

在豪雅(廣州)光學有限公司(簡稱“豪雅(廣州)公司”)、廣東正大聯合律師事務所與上海明月光學眼鏡有限公司(簡稱“明月公司”)損害商業信譽糾紛、商品聲譽糾紛上訴案中,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03)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27號民事判決書,認可一審判決:

 

律師函對雙方另外爭議案件判決內容的表述上不符合客觀真實的要求,律師函針對不特定第三方屬于一種散布行為,廣東正大聯合律師事務所在雙方另外爭議案件二審還未有結論情況下,對函中所表述的相關內容也未進行認真審查,應對豪雅(廣州)公司所實施的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遂判令廣東正大聯合律師事務所在《中國眼鏡科技雜志》上刊登聲明向明月公司賠禮道歉,消除因發布“致豪雅眼鏡經銷商律師函”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并承擔其它賠償義務。

 

在此案例中,律師函是在展覽會參展期間張貼在展板上的,無論是針對的致函對象還是直接受閱對象都是不特定多數人,雖然律師函中引用的其他判決書主文中明確表述明月公司應承擔侵權責任,但由于律師函對引用的判決書結果部分表述不當,依然構成對消費者的誤導,在所引用的判決書還沒生效的情況下,律師函的內容是對明月公司商業信譽的損害。

 

把律師函張貼在展板、墻壁等物體上,使律師函的受閱對象變成了不特定的多數人,借此讓普通大眾知曉此事。其實,此種方式并不為法律所倡導,該行為很容易超出委托方采取的維權補救措施的目的。此時,法律對律師苛以最嚴格的責任,律師在撰寫律師函的時候,要全面展示客觀事實,達到一種準確的程度,不能因陳述具有片面性而誤導可能的受閱對象。

 

綜上言之,委托人不同的權利訴求、律師函的內容、發送方式、致函對象等因素都會成為評判律師是否應該承擔責任的因素。在委托人合法訴求的情況下,律師函會因發送方式、致函對象的不同,律師相應承擔起不同的謹慎核查義務。而且隨著律師函的受眾范圍越大、發送后產生的后果和影響越大,法律越是趨向于律師更加謹慎,最終達到法律所要求的保證法律意見的真實性,而不是建立在假定材料的真實性之上。

 

三、委托人的注意義務

 

在律師函撰寫、發送過程中,律師發送律師函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應由委托人承擔責任。但,由于律師本具有專業的法律技能,法律要求經辦律師在業務接受的過程中承擔一定的謹慎核查義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2009)第67條的規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項違法仍然進行代理活動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為違法不表示反對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負連帶責任”。法律對律師的法律判定能力要求相對要高,律師在進行代理時應當對律師函的相關內容進行謹慎核查,故意或者過失造成了律師函內容不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和委托人要一并承擔責任。

 

而在律師函撰寫和發送過程中,法律對委托人和律師要求的注意義務是不同的。委托人作為經濟活動的當事人,是基于一種經濟的判斷,此時法律是站在商業倫理和商業基本秩序的維護方面去考量委托人的注意義務。而隨著律師函發送對象、可能產生的影響不同,委托人的注意義務也顯然是不同的。在發給爭議相對人的情況下,律師函作為初步的溝通工具,委托人對事實認定、對經濟判斷的自由相對比較大。

 

而隨著律師函發送對象的增多、影響的擴大,委托人對自己的主張要有確定的證據,這些證據不僅僅是律師用來作為法律判定的形式上的證據,而且要在事實上形成一種商業的確定,即對權利的主張形成一種確鑿事實的依據。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87號廣州金鵬實業有限公司與何建輝侵害商業信譽糾紛及確認不侵權糾紛上訴案中,法院認為:

 

廣州金鵬實業有限公司在沒有確鑿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向何建輝在重慶地區的兩位經銷商發出律師函,主觀上存在過錯,客觀上給何建輝的商業信譽造成損害,其行為構成侵犯他人商業信譽,應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四、律師函的注意事項

 

律師函在撰寫和發送的過程中,委托人和律師都要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以做到在行使權利的同時,又能維護基本的經濟秩序和商業倫理。

 

在律師函的內容上,對相關事實的描述應盡可能做到客觀、真實、全面,并對爭議相對人進行法律風險的揭示。同時,律師函作為專業法律人出具的文書,不應使用侮辱、誹謗性的語言,盡可能避免對他人的人格作出貶低性評價,從而有可能造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

 

根據發送對象的不同,委托人和律師應盡的注意義務也有所不同。當委托人希望的發送對象為爭議相對人時,此時律師函更多起到溝通、協商、確認的作用,委托人和律師對事實證據的注意義務都相對要小,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內容方面稍加注意之外,律師函基本不會對爭議相對人構成侵權;當委托人希望的發送對象為爭議相對人的利害關系人時,律師需要在高程度確定性的證據基礎之上進行律師函的撰寫,如果沒有相應的證據支撐,律師必須向委托人充分披露法律風險所在,而此時委托人同樣要充分考慮一旦給爭議相對人造成損失,面對承擔法律責任風險的應對依據,而此等依據恰恰就是發函時所依賴的證據。當委托人希望的發送對象是不特定多數人時,律師函所依賴的必須是準確性的證據,一旦與事實不符,并且給權利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委托人和律師很可能要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如果佐證事實的證據達不到相應的要求,律師應該向委托人披露情況,并且建議改變發函對象,以防范律師函依據的事實的瑕疵所帶來的法律風險。

 

當然,一份律師函除了在內容方面、發送對象盡到應有的注意外,律師函還必須是用于合法的目的。一個是為了維護合法權益的律師函,而非借此機會打擊競爭對手、破壞競爭對手與交易相對方的合作關系或者破壞競爭對手在市場上的聲譽等不正當競爭的目的,才值得進一步考慮保護的必要性。在實踐中,要證明一方當事人的行為目的是較為困難的,通常只能依據其所實施的行為的具體表現、行為后果、其它行為等來推斷。

 

五、結語

 

發送律師函成為了越來越多的經濟主體常用的救濟方式之一,本文從我國司法實踐中分析律師函的發送給委托人或者律師可能帶來的法律風險,并探討其在律師函中的注意義務,從而使權利各方對上述規則以了解,進而有助于各方權利的維護和爭議的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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